年世界变局之大“百年未有”：新冠疫情肆虐全球，中美关系急转直下，民粹主义持续高涨，“逆全球化”思潮蔓延，全球治理遭遇挑战，世界格局深刻调整，网络空间加速变革，信息安全首当其冲，现实与虚拟相互交织，发展与安全相辅相成，世界“大势”、网空“形势”和中国“优势”共同塑造年国际网络空间态势。
一、世界大势
（一）世界格局深刻调整，数字化成为新动力
新冠疫情全球蔓延，对世界经济运行、全球治理体系和国际*治格局产生重大冲击和影响；信息技术深化发展，信息化、网络化向数字化、智能化转型升级，进一步赋能于国家、*府、企业与个体，新冠疫情与信息技术叠加影响国际力量对比及世界地缘*治格局变化。一是“逆全球化”思潮发展与数字贸易下全球化转型。特朗普执*尾声，民粹主义、排外主义和保守主义甚嚣尘上，“逆全球化”愈演愈烈；新冠疫情更是雪上加霜，使得全球人员、物资流动和实体贸易“戛然而止”，供应链和产业链暂停或中断。同时，网络技术应势发力，在疫情期间得到深化发展，在防疫隔离的社会中开辟了网络连接。网上会议、网络教学、网际社交成为生活日常，跨境电子商务、跨境电子支付、跨境数据流动成为全球经济新常态，数字贸易逆势而上，有利弥合了全球实体经济的割裂，推动全球化转型为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并驱发展的新阶段。二是单边主义盛行与“数字外交”下多边合作回归。疫情之下各国上演“众生相”，欧洲国家普遍“自扫门前雪”，相互“封城锁境”，“截胡”防疫物资；特朗普*府在疫情中强化单边主义，不仅“甩锅”推诿责任，还在全球抗疫关键时节“断供”世界卫生组织，致使以美国为中心、西方国家为主导、多边主义为基础的战后国际秩序面临信誉危机。各国相互“隔离”同时，疫情防控亟需的海外民众利益保护、救助物资传输、疫苗研发互助、国际合作会议甚至是危机时期的国家形象塑造都转向“线上”进行，线上会晤、谈判、协商等“数字外交”成为各国外交官的首选。数字技术成功支撑慕尼黑安全会议、联合国大会、G20等多边国际会议，并“放低门槛”允许更多的多边和多方参与，形成更透明的外交进程、更交互的外交议程、更平等的外交模式，数字外交在一定程度上促进多边主义在线上回归，推动现实国际关系朝着更加民主的方向发展。三是“西方缺失”与信息技术赋能下世界格局“东升西降”进程加快。当年初的慕尼黑安全会议还在讨论如何止损“西方缺失”时，新冠疫情再添一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年全球经济因疫情预计萎缩4.4%，其中美国经济将萎缩4.3%，欧元区将萎缩8.3%；而中国预计将增长1.9%，成为年唯一有望实现增长的主要经济体，这其中离不开中国积极抗疫，利用信息化技术精准施策，迅速遏制住疫情进一步扩散，并在第一时间援助他国。目前东亚各国防疫不断向好，在全球地缘*治格局中的地位进一步抬升，虽然“西强东弱”的现实仍未改变，但是在信息技术的赋能下，东西方的综合实力差距正在加速缩小。
（二）中美博弈尖锐复杂，网络安全成为新前沿
年，已届“不惑之年”的中美关系却是进入多事之秋，5月白宫发布“对华战略方针”，展开“全*府”对华遏制模式，在贸易、技术、人员上全线“围堵”中国，其中网络安全成为中美对抗新前沿。首先是全方面打压中国企业，针对中兴、华为的指控和制裁还未结束，美国在年又将数十家网信企业纳入制裁范围，并惯用媒体炒作安全威胁、网安公司提供所谓“安全证据”到*府部门采取行动的“组合拳”。其次是运用多重手段升级对华技术“冷战”。美国*府密集运用《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国家紧急状态法》等法律手段，限制中美相互技术投资和出口，阻断中美技术联系；利用*府拨款、减税等财*手段要求美国内部门以及企业弃用中国信息技术产品；联合国际盟友推动WTO产业*策补贴、《瓦森纳协定》技术出口管制改革，实现对华技术“脱钩”；借司法手段起诉、抓捕、制裁中国实体和公民，相继成立“中国行动计划”“中国工作组”等，专门展开对中国的执法行动，起诉、抓捕中国各类“人才计划”学者，对中国实体及公民实施制裁，在两国之间造成“寒蝉效应”。第三是利用网络安全问题对华进行“污名化”。年，“火眼”“记录未来”“众击”“趋势科技”等美国网络安全公司频繁发布涉我“高级可持续攻击”报告，炒作中国黑客攻击、知识产权窃取等，同时美国各智库也相继抛出“数字威权主义”“信息战”“影响力行动”等新概念，关联美国大选和疫情不断对我国实施“污名化”和“抹黑”。此外，中美博弈中也闪现科技巨头的身影，为实现自身的商业利益目的，部分企业开始为美国*府“出谋划策”，如IBM公司呼吁美国商务部采取新的出口管制措施，限制面部识别相关技术的出口，以防止该技术被用于“侵犯人权”。
（三）国际网空治理缓慢演进，行为体共识缺失是主因
“单边主义”盛行和新冠疫情肆虐下，国际网络空间治理在年缓慢演进，各行为体围绕疫情防控、大国博弈以及技术发展分化组合，具体体现在：一是国际多边机制聚焦疫情防控，疫情防控在一定程度上为陷入停滞的国际网络治理注入新动力，包括联合国、世界经济论坛、世界卫生组织在内的国际组织相继发布疫情防控的数据合作路线图、数据安全指南等，《G20数字经济部长宣言》《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对疫情期间的新兴技术使用、数据安全均提出了倡议。二是主要大国布局网络空间塑造国家利益。美国开始重新利用多边机制实现自身诉求，包括加入七国集团“人工智能全球合作伙伴组织”，推动亚太经合组织修改有关个人数据规则的方案。欧盟年初连发《塑造欧洲的数字未来》《人工智能白皮书》《欧洲数据战略》三部文件，全面践行其“技术主权”和“数字自治”理念，并首次使用“网络外交工具箱”对多国实施制裁，高调宣示其战略自主。脱欧后的英国频繁在国际网络治理热点问题上发声，推动组建“D10”5G国际俱乐部，加强与美国、日本等国的网络安全合作，将网络治理作为参与国际事务的“破局之道”。三是“多利益攸关方”积极规划技术标准。在*府间博弈加深的背景下，各企业加快布局未来技术发展，谷歌、微软等30多家科技企业成立开放RAN*策联盟，合作开发“开放且可互操作的”5G无线系统；高通、微软、脸书等企业联合成立6G联盟，提前制定6G*策和标准，上述两项组织均排除华为，体现了西方企业借中美博弈“搭便车”，超越主要竞争对手的意图。此外，技术社群活动也渐趋频繁，电气和电子工程师协会标准协会发布数据和人工智能领域三项倡议；国际电信联盟推出“第五代协作式监管基准”推动实现惠及人人的数字化转型。可以看出，网络空间主要行为体的诉求不一，对于网络发展的愿景不同，是造成当前国际网络治理进程缓慢的主要原因。
二、网空形势
在上述世界大势的影响下，年的网络空间风云变幻，历史事件和变化发展汇聚交织，在安全威胁、重点议题、主要行为体、安全治理等方面均呈现出新趋势与新特点。
（一）网络攻击广泛且日益复杂，“国家网络攻击”炒作与指责常态化
一是全球性疫情为网络攻击创造“可乘之机”。在疫情大流行的背景下，全球规模的在线办公、在线教育、在线社交等活动使得各国对于数字关键基础设施依赖前所未有，这直接扩大了网络攻击面，勒索软件、钓鱼攻击、数据泄露等网络威胁在全球范围内泛起，针对高度脆弱和敏感的国家卫生机构和健康医疗信息的网络攻击激增。英国国家网络安全中心年度报告中显示，在年9月到年8月之间，共监测到起严重的网络安全事件，其中超过四分之一与新冠疫情相关。疫情已成为网络攻击最新“诱饵”，网络攻击泛化至各行各业。二是先进技术为网络攻击提供新载体。人工智能、机器学习、量子计算等先进技术在提供更强防护能力同时，也被用于创造更为危险的全新攻击载体。年，新技术加持下的网络攻击更具针对性、网络化与协作性，Formjacking、挖矿劫持和物联网攻击等新型攻击手法层出不穷，人脸识别、深度伪造、强加密技术的滥用助推新型网络犯罪。三是国家级网络攻击增加地缘*治博弈新变数。根据CSIS网络事件报告梳理统计，年有国家支持背景的网络攻击高达起，主要包括疫苗信息窃取、外交*策情报获取、*事报复、商业行为等。年底曝光的“太阳风”（SolarWinds）网络攻击事件规模大影响深前所未有，被称作“美国史上最严重的网络攻击事件”，直接将国家级网络攻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