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集体出游成为当代社会的一种常见现象。下文以共同在场理论为框架，揭示了家庭（亲子）旅游的动机、旅游决策过程和旅游体验。
作者：钟士恩徐彩霞颜丙金*佩红彭红松
来源《人文地理》年第1期
摘要传统基于个体旅游视角构建的旅游理论和模型，无法有效阐释亲子旅游等“群体旅游”现象。理解游客需要将其放置到“生理因素—个体行为—交往—关系—组群—社会”的社会复杂性连续层面，及其在不同旅游情景中的不同角色功能。通过研究城市家庭亲子旅游行为，以期回答“群体旅游”中个体成员内部之间的互动关系。研究发现：家庭旅游活动成为家长精心组织和策划的，以“出去玩”“见世面”“涨知识”为鲜明主题，以加强儿童教育作为主要动机，以促进家庭关系作为次要动机的一种休闲安排，“以儿童为中心”的亲子旅游决策特征非常明显。通过神情专注和情感涉入，父母收获了“好的父母”的身份认同和“共同在场”带来的家庭意识。
关键词个体旅游;群体旅游;亲子旅游;旅游行为;共同在场
引言传统的基于“个体旅游视角”构建的旅游学理论在阐释儿童和家庭旅游等“群体旅游”行为的时候，会出现很多悖论。比如动物园、主题公园等亲子性的旅游目的地，在多数成人父母的个体旅游体验中无疑是无聊的，但父母仍然频繁的携带儿童进行重游，这是传统的旅游动机理论所无法阐释的[1]。面对一个家长游客，仍然基于“个体旅游视角”测量其旅游动机及其游客满意度是否适宜？或者面对一个儿童游客，仍然基于“观光游览、休闲度假、探亲访友……”的分类体系进行测量是否适宜（或许儿童只是将旅游作为玩的一种方式/类型）？家长频繁的携带婴幼儿、学龄前期的儿童重复游玩单个游乐项目/景点，这同样是传统的旅游消费者行为理论、旅游地生命周期理论无法阐释的。事实上，有关儿童和家庭旅游的研究问题正在对传统的旅游学基本理论和模型构成了挑战[2,3,4,5]。
背后根源在于传统的旅游理论多是基于“个体旅游视角”构建，在解释群体旅游现象，特别是蜜月旅游、闺蜜旅游、家庭旅游、亲子旅游、结伴旅游（亲戚、朋友、驴友等）等小群体旅游现象上，会存在诸多解释上的困难，比如上述的亲子旅游现象。本文试图从“群体旅游视角”重新审视旅游动机、旅游行为等旅游学基本理论，差异于传统的以“个体旅游视角”构建的旅游理论，回答旅游学研究中非常典型的群体旅游单元——儿童和家庭旅游问题。比如在携带儿童和不携带儿童的不同旅游情景下，父母的个体旅游体验会呈现出怎样的差异；在亲子旅游活动中，父母的主要旅游动机是什么，是以儿童为中心，还是寻求一种交集？传统的旅游决策模型在应用到亲子旅游决策行为中是否仍然适宜？
从个体旅游到群体旅游：从自我到他我的，从在场到共同在场2.1文献回顾：从个体旅游到群体旅游传统旅游理论认为旅游行为的典型模式是：形成旅游愿望，进行广泛的旅游信息收集，制定出行规划和旅游目的地选择，前往旅游目的地进行活动，之后进行旅游满意度评估，比如经典的Mathieson和Wall旅游购买行为过程模型、Williams旅游体验结构模型等[6,7]。但一个难以忽视的事实是，旅游行为过程中社会关系的影响被遮蔽了。除了惯常的个体旅游和跟团旅游以外，旅游活动行为中同样广泛存在蜜月旅游、闺蜜旅游、家庭旅游、亲子旅游、结伴旅游（亲戚、朋友、同学、驴友等）等小群体旅游现象。事实上，个体旅游、小群体旅游、大群体旅游（如跟团旅游）在人员构成、关系类型、旅游动机、旅游决策、旅游行为等方面呈现出巨大的差异（表1）。相较于个体旅游、大群体旅游，小群体旅游存在“自我圈子”现象，夫妻关系、亲子关系、亲戚关系、闺蜜好友关系等社会关系主导整个旅游过程，使其成为共同决策/协商下的共同旅游行为。
显然，游客的旅游行为在很多情况下，并非总是基于“个体视角”的，并非纯粹追求个人的旅游愉悦，并非纯粹根据个人喜好进行旅游目的地选择和旅行线路安排。在很多的情况下，比如引言中提到的家庭亲子旅游行为，父母并非为了寻求旅游中的“自我”，而是更为寻求旅游中的“家我”和“子我”，从寻求“个体在场”转向为家庭的“共同在场”，甚至是“为你在场”[1]。再比如结伴旅游这种群体旅游模式中，旅游动机和游客满意度寻求的是一种交集，还是一种并集？相较于追求个人愉悦，夫妻关系、亲子关系、亲戚关系、朋友关系、同学关系等不同类型的“游客—游客”之间，同样寻求共同在场所带来的爱情、亲情、友谊等亲密关系。
显然从个体旅游到群体旅游的情景中，社会关系对旅游行为的影响，特别是群体旅游内部游客与游客之间的互动类型及其影响机制均有待理论进一步的阐释。游客既是个体意义上的人，也是家庭意义上的人，以及其他社会网络交织下的社会人，理解游客需要将其放置到“生理因素—个体行为—交往—关系—组群—社会”的社会复杂性连续层面[8]，同时需要考虑当地社会文化结构的影响。事实上，游客与游客之间的关系是旅游关系系统中的一种典型关系[9]，并在不同的旅游情景中表现为不同的权力关系、冲突关系、合作关系、依赖关系、亦或是共同在场关系[10]。
再比如跟团旅游这种大群体旅游，在临时性、共同在场的时空组合碰面（encounter）或交往中，群体内部的不同游客会趋向相对一致的消费偏好、旅游趣味，这种共享的欢乐模式会使得游客与游客之间更为放松和心灵的亲近，从而表现为更多的言语交谈[11]。再比如家庭旅游这种小群体旅游，研究指出家庭度假旅游决策的联合决策比例在逐步提高，在共同的决策过程中，通过协商、说服、妥协、情感等多种方式，致力于让每一位家庭成员都能够接受[12,13]，通过共同在场，努力寻求忠诚、亲密和挚爱关系的相互传递。Kidron通过研究以色列后裔家庭前往大屠杀纪念地，发现其背后内涵的家庭寻根意义以及共同存在的家庭意义[14]。Bertella通过研究婚姻家庭前往托斯卡纳的蜜月旅行意义，证实了情感联系在家庭中的中心地位，以及在一起的蜜月旅行象征意义及其存在主义的原真性[15]。
文献回顾显示，在从个体旅游到群体旅游的研究转向中，需要寻找到一种新的理论和新的研究范式予以阐释群体旅游这种现象。
2.2理论基础：共同在场共同在场（co-presence）的概念最早由社会学家戈夫曼提出，用于形容人与人之间相互被感知、相互可获得、相互归属对方的时空邻近关系，描绘了社会的空间特性[16]。共同在场发生于各类社会情境中，人与人之间通过经常性的面对面、眼对眼、耳对耳、心对心，不忽视，不游离，不伪装，在一起共同活动，相互之间具有强烈的涉入义务和担当，强调身体在场的空间联系，更强调心灵之间的情感联系和集体意识，即“身在场，心在场”。
在“生理因素—个体行为—交往—关系—组群—社会”的社会复杂性连续层面中，无论是作为家庭意义上的人，亦或是其它社会网络交织下的社会人，接触、交流、交往、闲谈、亲子、会客等意味着客观意义上的“共同在场”。共同在场随着时间形成持久模式，我们才能确定一种特别的关系存在。显然，只有共同在场，才能形成不同的社会情境，产生更多的、不同类型的人际互动，从而亲近、亲密和不孤单，从而进一步强化身份认同和集体意识，促进更多的惯常性的乃至仪式性的共同在场。共同在场的缺席，通常意味着不礼貌、冒犯，乃至伤害（图1）。
共同在场既是空间的共同在场，又是时间的共同在场；既是身体的共同在场，又是情感的共同在场。共同在场既包括功能性的共同在场（比如宴席聚会），又包括了职业性的共同在场（比如工作场所）以及情感性的共同在场（比如家庭生活）。共同在场的规则在于神情专注和情感涉入，体现为相互之间的凝视和注意、姿态对准、身体语言、面部表情、声音质量、呼吸节奏，以及情感的涉入[17]。需要说明的是，计算机技术和虚拟现实技术的“共现（copresence）”，虽与“共同在场”的英文相对较一致，但不在本文的讨论之列。
将共同在场作为本文的理论基础，基于如下几点理由：(1)家庭作为一种非常标准的社会主体单元，其亲密交往的空间基础就在于共同在场，其亲密交往的时间基础就在于长相厮守。(2)计划生育国策长期的贯彻和落实下的当代中国，形成了数量庞大的独生子女家庭，比如独一代和独二代。子女成为父母双方情感、精神和家庭传承的唯一寄托，进而在抚育方式和教育方式上给予了过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