寂寞繁华皆有意
金宇澄的小说《繁花》呈现的是一场社会性别的噩梦，揭露了中国男性的疾病及其对女性造成的后果。《繁花》是一种由男性创建的，无视妇女意愿和声音的世界。
中国论文
川籍作家林文询在他的小说《红色年代》里通过小说人物说过一句话：“孩子，菩萨是没有声音的。”（p392《红色年代》林文询 四川文艺出版社 1994年12月）《繁花》里，每个人的生活都是激情和骚乱的，都需要被祝福。金宇澄在这群人里到处宣讲小说题记：“上帝不响，像一切全由我定……”在这里，上帝与菩萨都是一种信仰，林的文章里，菩萨没有声音，是一种残缺;金的小说里，“上帝不响”，有两种解读，上帝可以响，只是不响;或者上帝没有“响”的能力，这方面理解，也是一种缺席，不发声的缺席。上帝的缺席把人推上舞台，“像一切全由我定”，人在这里篡位，上帝的声音由“我”发出，所以，整部小说以此为基调，陷入信仰的怀疑论，红男绿女陷入各种欲望的泥淖。可以相互比较的是，林文询《红色年代》，主要部分也是写文革年代，与金宇澄所表现的六十年代的社会是一样的社会大背景，也许在那一代人眼里，灰暗的青春之下，神的存在是值得怀疑的，这也造成了他们以后岁月里对信仰的怀疑。
《繁花》的主调是孤独的人物和单调的命运，我们看到一群人，围绕情与欲展开，聚焦在“不响”的“响”之上。阿宝、沪生、小毛是“响”的代表，但在他们从童年走向中年的自身成长的沼泽里，命运不响，无声无息地在它们身后追赶，他们过得都不胜如意。
《繁花》小说核心人物是沪生和阿宝。童年时期（文革年代前后）：由阿宝引出蓓蒂、阿婆、小珍、雪芝，沪生引出小毛、姝华，由小毛引出银凤、大妹妹、兰兰。当下（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商业浪潮下）则是，沪生已成为律师，他认识了陶陶、芳妹、梅瑞、小琴;阿宝从事外贸工作，结交了李李、汪小姐、葛先生、苏安、康总、玲子等。属于现在的还有生意场上的其他老总们，以及围绕在这些成功男人后面的情人和小姐们，车间弄堂里从事体力劳动的工人和无所事事的阿嫂阿姨，以及各式来上海猎奇和生活的外国人，返回大陆探亲的侨胞等。饭局和偷情，是九十年代的主要事情。总之，由资本家家庭出生的阿宝、革命干部家庭出生的沪生、工人阶级出生的小毛三个人贯穿全篇，通过三个人关系的辐射，众生登上舞台。
《繁花》共三十一章，前有引子，后有尾声和跋，从第一章到第二十八章，依次错开，奇章为上世纪六十年代所发生的事情，偶章为上世纪九十年代发生的事情，到后三章，时间的河流在一起汇合。章节交替出现，贯穿始终的是几个上海男人，阿宝、沪生、小毛以及陶陶，以及各色的上海女人，或短暂地离开上海，或者从外面来上海，也有一些外国人，但不是主要人物，女性从童年的蓓蒂、姝华到成年的梅瑞和李李等。金宇澄写六十年代的文革，上海弄堂里的日常琐碎生活，写九十年代商业浪潮下的市井情欲，看似批判立场坚定，写出了文革时代的荒唐与商业浪潮下的虚无，但同时也体现了作者的悖论，在作者笔下，物资匮乏的六十年代，人的生活虽有束缚，但经过时光的过滤，反倒寸寸有情有谊;而九十年代，由于隔得近，虽然声色喧哗看起来非常热闹，但总显得虚无和单薄。
小说开篇，沪生陶陶相遇，讲*色段子，将中年女人急吼吼的欲望毫不掩饰地拖出，而男人撇得很清，这就如陈忠实的《*原》一样，第一句里就用“七房”这个量词来形容女人。男性作家对女性的想象几乎一目了然。
就像线头一样，《繁花》这部小说，写到最后都是线头，都可以接着从某个线头捡起，一路再续下去。这些方面，《繁花》拖沓繁琐，不如韩邦庆的《海上花列传》结得干脆利索，本书用的是章回体的模子，装的是现代小说的结局。不过，《繁花》写得密团团，像细细缝制的荷包，一个小漩涡一个小漩涡一路绮丽穿行，回头看，每个人物都有问题，在某个端口切入进去，一路探索下去，很快就捉襟见肘。男人里头，阿宝是灵*人物，但其形象丝毫端正不了;沪生中规中矩，如同其律师职业一样，只是线索人物。中年之后，阿宝与沪生，几近一体，互为提声筒。小毛倒是写的非常有生活，市井性足，少年中年都像模像样，但似乎像是填词柳三变，女人枕边必需品，一路咿咿呀呀，看似超脱，实则毫无担当。开篇写陶陶写得好，写到小琴坠楼身亡之后，陶陶面孔就开始彻底模糊。少年时代，各个男儿性情鲜明，人到中年，几乎一致起来，彼此模糊。金宇澄笔端行到九十年代，仿佛气力无法跟续，女人虚假造作，男人下流虚空，相互厌倦，相互需要，反倒不如写文革时代质朴美好，虽然时代艰辛，但经过文学的润色，岁月的洗涤，汩汩血液流动和停滞的背后，是人与人之间直见性命的那最后一点真与善。
整部《繁花》，是一部人物成长残破史，或来自社会，或来自命运。在作者的笔下，人物不是与血缘无亲，就是社缘不够，与上海的地缘也不足，所以，人物命运无一善终，都在颠沛流离里随着海上波浪一波一波往前推。六十年代的文革，是社会形势下人物命运的残破;而九十年代的商业浪潮推动下所表现出来的残破，则更多是个人人性的残破。
整部小说，有鲜明性格占据较大篇幅的，男有沪生、阿宝、陶陶、小毛等，女有蓓蒂、李李、汪小姐、梅瑞等。李李像从《红楼梦》里来，汪小姐则像是《海上花列传》里的赵二宝，而小毛，则是柳永式的温柔浪子，白先勇笔下送温暖的小男?O。笔者喜欢传奇和八卦，李李的传奇性足，小毛八卦多，因此得吾心。李李由请菩萨，到遁入空门，好像只有这样，才能从生活的清冽中走出，好像只有这样，她才是有深度的，有血有肉，而小毛则是纯粹的入世。
阿宝是在愁苦中成熟，从毁灭性的童年记忆和漫长的情感煎熬里一步一步走过来，除了童年玩伴给他的孤独外，还有隐藏在他身上的父母的生活对他孤独的形成。
阿宝是资本家家庭出生，有一定的积蓄和人脉，他身上一直有种物质充盈的光，他就像真正为精神活着似的人，然而他的理想太过庄严和沉重，他的蓓蒂，与其说是少年时代青梅竹马的朋友，不如说是一种过早失落的人生理想，他的这种理想给人一种压抑和肃杀的效果，他在整本书里近乎一个接近于幼稚的人物，理想色彩太过浓烈，但他却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创造力，不给人形成真正有效的打击。 就像少年肖像和成人肖像不同一样，少年的阿宝与成年的阿宝几乎是两截，少年的阿宝是多情的，成年的阿宝则游移不定。
阿宝对蓓蒂的幻想，爱得那么焦虑，是宁静和兴奋的。与其说蓓蒂是阿宝亲梅竹马的朋友，不如说她是他灵*上的双胞胎妹妹，只是，她死掉了，他对待失去的妹妹，尽可能地在回忆里溺爱她，想象她，从而导致自我欣赏。与小毛不同，阿宝一直是理想主义者。
从阿宝不断奉献爱的角度看，他是人情化的，而身边走马穿花式的女子，则显得薄情寡义，但是实际上，阿宝是匮乏的，没有能力填平他的理想和人性之间裂缝的能力，他也没有能力了解和塑造自己的世界，他是一个理想类型，是抽象的，但这也恰恰暴露了作者塑造人物的弱点。阿宝形象就如蓓蒂一样，漂浮于生活之上，而不是植根于生活之中，他滑过了生活的泥淖，不断地走入自身的黑暗，心中渴望的只是虚无。
与阿宝相比，小毛则是毋庸置疑的市井人，小毛认真地生活，毫不含糊与保留，毫不犹豫与怀疑，他对自己的人生有种错误的理解。在小毛身上，作者赋予他一种耶稣式的救赎精神，他的死，犹如上帝对他的人生进行的一场拯救式的审判。小毛所处的环境几乎是非人性的，小毛在鸡犬不宁的生活里，却一直过得得心应手，其实是疲于奔命，他更多的充当的是乐于奉献的性工具。从被有家室的成年女人诱惑开始，小毛的悲剧就种下了，作者解释他得病与其过多地为别人拍身体的片子有关系，是辐射的原因，但疾病本身就是一个隐喻。他是男性世界的性从业者，无论写得多么的花团锦簇，身体这个包袱越来越沉，无可避免地会带他走向人生的悲剧。――其实每个人都是，跑得再远都跑不出自己的身体。
由于情节需要，小毛一度因误解与阿宝沪生相绝交，若干年后，当阿宝和沪生与小毛重新通过与小毛假结婚的汪小姐取得联系，他们的生活又一次发生重影。重逢的缘由在于汪小姐，作者交代不清，但是串联起了他们的生活，也为结尾沪生阿宝与外国人相互交流埋下伏笔。
与阿宝的忧郁惆怅和小毛的空虚以及沪生的中规中矩相比，陶陶则是幼稚的，缺乏理想，游移不定，要求赤裸裸的事实，知道了却承受不了。对于爱情，他实际是无能为力的。作者从普通人小琴身上取走谎言，同时也取走了属于陶陶的可能的幸福。他摘掉了他们的翅膀。
总之，中年心事浓如酒，阿宝和沪生进入九十年代，他们的理想发生了切实的改变，他们的理想并不是丰富人生，而不外乎是享受美酒佳肴，一边无病呻吟。他们身上来自遗传的危害和传统的束缚很深，他们缺乏自由意志，作者没有严肃的洞察力，对人物的自我放纵滥用自由进行不加节制地描写。阿宝、沪生、小毛这三位男性，始终处于舞台中央，好像平行线几乎不可觉察地交汇于彼此的生活中。而这些门槛，由一个又一个不同的女性来延伸。当理想的使者阿宝遭遇现实的囚徒小毛的时候，沪生出现了，这个生活的审判者，也囿于自身的革命家庭的生活泥淖。陶陶就像半路误入山中的神话故事里的仙人，坐下来看人下棋，下着下着自己的踪迹自己都找不到，人生失意无南北，人生得意亦无南北，在他身上，藏着许多市井黎民最朴实最不可实现的梦。
《 繁花》里有七十多位女性。所有这些女性都承担着作者的怀疑主义重负，所有这些女性都奔跑出了自己的世界，在信仰与物质之间徘徊。
《繁花》里，女性是丧失尊严的，与异性的关系，往往通过物质得以衡量，女性多半是可购买的，等同于物质，。而男性之间，则充满着真情和相互体谅。这由作者的男性气质决定，但由此也显现了作者的狭隘。《繁花》这部小说是悲剧小说，同时也是讽刺小说，甚至连作者自己，也无法拯救里面李李这样的女子，他让她供奉菩萨，写她见庙出家，可是庙宇之内也不是太平世界，尤其在九十年代的中国，这显得像一笔有意为之的讽刺，故事只是走到一个拐角处，并没有结束，就如《红楼梦》里妙玉的命运一样，李李几乎是无可安身的。
在《繁花》里，妇女作为男性的陪衬，被当做男人疯狂购买的商品和欲望，除了单纯的小少女和一些几乎可以模糊性别的老年妇女是圣洁的象征之外，适龄妇女，都难逃被性别化的悲惨命运。金宇澄在这部小说里，又同时揭露了妇女如何被自身的欲望和仇恨和对男性的反抗所扭曲和吞噬。
女性形象（妓女、饭店老板、小货商、保姆、邻居妹妹等）是金宇澄难以控制的苦难的根源，女性的身体，被暴力袭击，是超越这种苦难的根源，与男性作家的自由和行动的狂想联系紧密。金在《繁花》里，既想妇女拥有传统的美德，对男性屈从，又想赋予她们不甘于寂寞反抗的能力。但是，一切都掌握在男人手中，包括女性的身体本身。他把妇女与限制和受害联系起来，给予男性的，则至多是尴尬，小说由此走向一片喧哗。文章一直到最后，才猛然间看见金宇澄为他自己所寻求的男性特征的形象，雪芝打电话给阿宝，商铺店里响起旧歌声：“不如温柔同眠。”这是经历过沧桑的男人对往事的一种惆怅感怀，又一次回到原点，回到最初的温柔之地。可以说，作品里几乎与作家同龄的阿宝和沪生身上，或多或少有作家自身的影子。
对于女性和衣服的描写，金精于此道，身体仿佛一个巨大的隐喻，准确说，是子宫般他者的隐喻。汪小姐受孕怀一怪胎，李李私处被刻字，姝华疯了、春香难产而死……受害者被戕害，几乎来自异性和同性的合谋。在《繁花》里，“妇女是否是人”也是一种需要探讨的问题，《繁花》里的适龄女性（性别特征明显的妇女）是缺乏母性的，《繁花》里，到了九十年代，孩子和母亲也几乎都是不存在的，存在的是丛林法则里的中年男女。
《繁花》里，女性并没有发挥最大的潜能，并没有摆脱奴役的命运，准确说并没有摆脱被男作家奴役的命运。她们失控、辗转、原始的激情从来得不到有效的调节和控制，这些带着镣铐跳舞的女人，她们的爱的力量被大大地遮蔽了。她们都很不幸福，但是她们最深层的苦难在于对男性的迷惑和信任，剥离了自己自爱的能力，她们也许并没有把男性理想化，但是她们把爱理想化了，在男作家的笔下，她们被模糊地蒸发了。李李遁入空门，小琴坠楼而亡，梅瑞人财两散，尊严不保，汪小姐身怀怪胎，雪芝无聊，又开始牵绊旧情人……总之，没一个女性得安宁。 梅瑞的身上，一直被庸俗的生活所侵害，期望美好，充满沾沾自喜的虚荣和伟大的幼稚幻想，一旦打入原形，就变得极度的悲伤。作者在描绘梅瑞时，并没有给予理解之同情，看似体恤，实则让她在旧情人阿宝看似温情实则凌厉的观看下，展出从面子到里子都不堪的破败棉絮。――女人是不该得到这样的惩罚的，人艰不拆。以我个人看法，从这里可见作家的下笔的狠*。
李李对人生充满热情，不装腔作势，总在寻找超出日常世事的美好，但是，她似乎是颠簸在海上的耀眼之花，随时可能被一个巨大的漩涡覆灭。总的来说，李李成了粗暴与堕落的牺牲品。她一本正经的生活态度里，有着自己的磨难和命运，她带着天性中最高尚的特征，对背叛她出卖她的小芙蓉进行报复，集中所有个人的创伤和精力，获得了读者的理解和领悟，但是，就她自己而言，遁入空门或许有对小芙蓉的愧疚。小芙蓉推着她走向生活的悲剧性一面，被强暴和刻字，违背了自己的天性，但是这些痛苦也令她逐渐理解，并在理解里对世界的认识变得豁达和开阔。李李在作家的描绘下，具有了传奇性，是一种敢于反抗的女性，也是一名殉道者，最后遁入空门，转换了一个舞台。实际上，这个模特出身被迫做过妓女后来当了饭店老板最后建庙出家的女子，还是个隐形的罪犯，所以她的出家，是不是躲避罪行还得另起源头叙述，若有另一部小说续写的话。
芳妹百依百顺，幼稚地面对丈夫，婚姻对她来说，几乎是一件得到祝福，谦卑收到的礼物，其实对大多数人都是如此，但是陶陶的声色犬马，破坏了她对感情对婚姻的想法，她表达出了自己的愤怒天性，但是她依然是顺从的。她在夜里过度消耗陶陶，不是因为爱的欢愉，而是试图逃离她可能陷入的沼泽，被抛弃的沼泽，由于这个原因，在他们日后的生活中，趋于破碎几乎在开头就注定。她最早的行动导致了后来的结局，不可避免地走向悲剧。她在丈夫拈花惹草的道路上不断设置障碍，可是毫无效果，反而这些障碍不断促使他说谎和离家，她治疗不了他好色的病，因为她既不理解也不熟悉男人的这一套需求，开始的时候，她还竭尽全力维持婚姻的外壳，后来，外壳在丈夫的威逼下，她也被迫退出。她的人格是依附性的。
从某种程度上看，小琴代表了人类的一个横截面，陶陶通过这个横断面获得了他对人生悲剧性的看法，而这看法，同时也是作家自身的。他完全迷失于他设定的自我定性之中。作家创造海市蜃楼的幻想，然后推掉他。作家应该明白，创作就像小偷，普通人的真情被作家偷走的比实际的其实更多。在《繁花》中，没有一个真正的男性。陶陶在小琴虚情假意与人云亦云的老话里，看到的只是温情与真实，实际是幼稚的，没有判断能力的。小琴本可以美好地活着，至少活着，但作者在作品里杀死了她，因为似乎笔力匮乏，无法再继续她的丑恶，她在乐极生悲的时候，从高楼上踏空掉了下去，展开飞入永远的黑夜里。
小琴的死对陶陶的影响不见得比小琴的日记影响大，她在他的神经末端有过一些反响和回荡，而在日记的佐证下，一切消失，只成了一个话题。而实际上，作者对小琴的描绘，在开始，是慎重的，美好的，她失足坠楼，麻烦、负担和无聊，才一下子呈现出来，日常世界的污浊，变得那么不堪忍受。而实际，这也是生活的一部分。这样的歪曲与残损，却让人得到领悟，如同一张俊美的脸，忽然发生变形，人们在惊愕之余，才发现原本生活就是这样。而这，让读者非常痛苦和同情。在这个意义上，作者对小琴的塑造是成功的。
汪小姐像《海上花列传》里的赵二宝。天真，贪婪，懒惰，缺乏智慧，从一个男人辗转到另一个男人，却无法安身，这其实是很多自身经济基础不牢靠而缺乏智慧的一些女性的做法，往往依靠情谊或者身体来换取男人们的爱，结果越绑越紧，作茧自缚，命运直落深谷。通过汪小姐，金宇澄在《繁花》里展示各种现实社会的冲突，诸如男女社会地位之间的冲突，话语权和被迫沉默之间的冲突，女性受到性别的雅致和男性性自由从中获得的利益冲突，以及男女之间心机的较量，这些都是现代社会下随时都在真实发生的事件，所以，《繁花》里，塑造的最好的形象，是笨拙单纯不乏天真但贪婪无知的汪小姐。
《繁花》值得肯定的地方，是每一个角色都冲破了作者希望营造的叙述圈子，信仰和性都遭到了质疑和解构，小毛娘信仰菩萨，小毛的妻子春香信仰上帝，小毛最后也信仰上帝，小毛还是生病死了。小毛临死像柳永，得尽女人情谊。男性至上的疾病与宗教探索在这里建立了奇怪的联系，小毛的死，有点像是基督在救赎别人，小毛是由于替别人检查而遭受了很多次辐射才生病的，像基督救人于苦难。小毛的形象，与基督的形象有关，小毛的死，相当于“基督”的重塑，小毛死前，一大堆女人在抚慰，也显示了男性的生存与女性的存在有很大的关系，小毛呼唤上帝，同时也应该是呼唤女性，温暖的女性。
金宇澄把基督的形象赋予在并不怎么理想的男性身上，而对春香，则给予圣母玛利亚式的同情，但这些形象的隐喻，并没有在小说里得到很好的诠释。这大约只是笔者的个人想象。
金宇澄钟爱传统女性，颂扬她们的美德，比如绍兴阿婆，六十年代被糟蹋的民国女性，但同时也钟爱那些不断挣脱束缚的女性，他对她们既予以赞扬，又猛力痛击，不光狠击她们的尊严和面子，还狠击她们的身体，在这方面，金作家是否有厌女症，是非常值得怀疑的。
总之，《繁花》写的两个时期，看似经纬交融，实则泾渭分明。《繁华》看似批评六十年代，但写来却另有一番温情，每个人的少年时代都是可资回忆的，大约是岁月温润，而九十年代，则是一场又一场的流水席，表面繁花，实则只是物化，人也异化，人的心都是空的，也许是因为时间隔得近，作者人到老年，追忆往事，激情大于热情;而今憔悴，对眼前世事，繁华里处处荒凉，写来一团和气，但却处处是悲音。上海就像人人可以打扮的小姑娘，《繁花》结尾，有两个法国人准备拍上海电影，就像一种讽刺，如果拍电影，也是一种对上海的想象与记忆，就如虹影、王安忆等其他作家，不断地书写上海一样，上海既是本地人的，也是外地人的，上海的存在，是电影想象或者文学想象的媒介而已。金宇澄的《繁花》，也只是关于上海的一种文学想象。
（本文完成于2014年11月。2015年8月，《繁花》荣获第九届茅盾文学奖。）
责任：魏建国 张天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