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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加门罗对家人的宽容之心 [复制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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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典文学作品分享

宇宙由故事构成,而非原子。

对家人的宽容之心

[加]爱丽丝·门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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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经常会有这么个念头:如果我因精神错乱去看医生,医生询问我的家庭背景时,我将会一五一十地告诉他,我弟弟就是致病的罪魁祸首。这个医生很可能等不及我讲完全部的故事,就会认同我的论断。

我这样讲给妈妈听,她只是大笑:“瓦尔,你对这个男孩儿太刻薄了。”

“什么男孩儿,”我纠正她,“他已经是个男人了。”

她继续大笑,承认我说得对。“但是你要记住,”她说,“上帝的爱也同样普照在精神病患者身上。”

“你这么说可真是无来由,”我反击道,“你可是个无神论者啊。”

有些事确实不能怪他。比如出生来到世上。我刚上小学的那一周,他出生了。多么会选时间!上学这件事让我充满了恐慌,那时候跟现在不同,现在的孩子们入学前都在幼儿园里待了好几年。我第一次进入学校,而且是孤身一人,别的孩子都有妈妈陪伴,我的妈妈呢,医院生孩子去了。那时的我尴尬而困窘,不知所措。然而那个年龄,这样的尴尬和困窘层出不穷。

他的出生并非他的错。他在我的婚礼现场呕吐也并非他的错。想一想吧。地板上、桌面上,满是呕吐的秽物,我的结婚蛋糕甚至也未能幸免。有些人说他喝醉了,这当然不是事实,他身上就是会有这种阵发性的歇斯底里。在我和汉诺的蜜月里,他不止一次发作过。我从没听任何人说起过会有人在一张铺着蕾丝台布、放着银烛台和结婚蛋糕的喜宴桌子上呕吐,你当然可以说是我太倒霉了。也许任何其他人有呕吐的冲动时,旁边不远处都正好有间厕所在恭候。又或许任何其他人都会更用力地抑制住想要呕吐的冲动。他们就是有可能会这么做。因为不会有第二个人像我弟弟那样特立独行,那样全宇宙唯我独尊不可一世。就叫他是自然之子吧。因为不久后他确实给自己戴上了这个封号。

从他出生到他在我的婚礼上呕吐,这之间漫长的时间段里发生的事,我将忽略不提,除了这一件:他患有哮喘症,因此总是请假不上学,周复一周地待在家里,没完没了地看肥皂剧。偶尔我们之间会有片刻的休战,我会问他电视剧《大姐大》和《生命之路》,以及里面有匹马和戴维爸爸的那部电视剧每天都上演了什么内容。我得承认他的记性很好,所有电视剧里的人物他都记得清清楚楚,他还能将电视剧里复杂的情节线索都捋得非常顺,而且他确实也读了“通往图书王国的道路”这一系列里的书。这套精美可爱的书是妈妈买给我们俩的,但随后他就从家里偷偷拿出去卖给了一个二手书贩子,换了十美元。妈妈说如果他肯用心念书,他在学校的表现肯定会特别优异。你弟弟是个深藏不露的人,她这样说,他体内藏着非常丰富的可能性,未来会给我们带来各种惊喜。没错,她说对了,他确实做到了。

他上十年级时出了点小纰漏,彻底告别学校,永久待在家里了。在某位数学老师的桌子里发现了一枚作弊圆环,可以用来在数学测试中作弊,他成了嫌疑人。但其中一个门卫在放学后放他回教室了,因为他辩解说他是在做一个特殊的试验项目。他确实是在做试验项目,只是用他自己独一无二的方式。妈妈说他这么做只是为了博取更好的人缘,因为哮喘使他没办法参加任何体育运动。

而眼下,他到了需要一份工作的年龄。问题来了。像我弟弟这样一种人,好吧,我至少该告诉你们他的名字,他叫卡姆,卡梅隆的简称。妈妈当初给他取名时认为这个名字对于一个大学校长或企业界巨头来说相当合适,这些也正是她计划她的儿子未来能成为的人物。但真实境况已然如此,他能做什么呢?他要靠什么谋生?即使到了今天,国家也不会为一贫如洗却无所事事的人支付薪水,更不会宣称这种生活方式是富有创造性的。他先是在电影院做带位员,就在布莱基大街那家古老的国际影院,妈妈认识那里的经理,帮他找了这份工作。但他不得不辞掉这份工,因为他得了黑暗恐惧症。他说所有的人静坐在一大块黑暗里让他有种悚栗感,皮肤上仿佛有东西在缓缓地爬,那种感觉太诡异了。但妨碍他与黑暗共处的只是带位员的身份,他独自坐在黑暗中看电影丝毫不觉得诡异。他痴迷电影。事实上,他可以把一整天都消耗在电影院里,将该影院当天播放的电影都看完两遍,然后再起身跑到另一家影院接着看,直到那家影院结束当天的营业。他是得找个法子打发掉手里大把大把的时间,因为妈妈,以及我们所有人,都以为他每天在灰狗巴士车站卖力工作。每天早上的上班时间,他出门了,到了下班时间,他也回来了。他会滔滔不绝地跟我们讲车站办公室主事的那个性格古怪的老头儿,还有那位脊柱弯曲的老女人(她年就在那里工作,一直没挪过窝,看到年轻女孩儿嚼口香糖就怒不可遏,大发雷霆),等等,这些鲜活生动的故事,从他口中涌出,简直可以媲美肥皂剧里的情节。直到有一天妈妈给灰狗巴士车站打电话投诉他们扣留了他的薪水支票——据他自己说是在拼写他的姓名时出了点技术错误,他的这些谎言才被揭穿:他总共只在那里待了一天半就甩手不干了。

好吧。在电影院里消磨时间,总好过在啤酒店里醉生梦死。妈妈说。至少他没在街头巷尾晃来晃去跟犯罪团伙厮混在一起。她问他最喜欢的电影是哪部,他回答《七对佳偶》。看到了吧,妈妈说,他的兴趣是户外活动,他并不适合办公室工作。于是她把他派往某个表亲那里帮忙,那个亲戚在弗雷泽河谷经营一家农场。这里要解释一下,我们的父亲那时已经不在人世了,在卡姆患上哮喘症并每日沉浸在肥皂剧里时,他的身体就每况愈下,生命之火渐渐熄灭。但父亲的死并没有给我们的生活造成很大影响。他生前在P.G.E做列车员,这个项目是在斯夸米什启动运营的,因此他有部分时间要离开我们在利洛厄特生活。他辞世后,我们的生活依然在继续,波澜不惊,没有变化。妈妈继续在伊顿公司工作,一如既往,每天乘轮渡再倒公交车上班;我做好晚饭等着她,冬日昏昏的暝色里,她艰难跋涉上山的身影慢慢出现在我的视线里。

卡姆从农场回来了,再次辞了工。他发牢骚说表亲家里的宗教气氛过于浓厚,他们总在探究他的灵魂。妈妈看出了他的问题所在,但毕竟是她一手将他养大,培养成为这么一位独立思考的人士。他搭车去了东部,时不时会寄来一封信。一封索要资助的信。如果拿到这笔资助,他就可以动身前往魁北克省北部的某个地方,那儿给他提供了一份工作。妈妈给他汇了款。他捎话回来说那份工作已经逾期停招了,但他不打算把钱还回来。他和两位朋友打算开办一个火鸡养殖农场。他们寄给我们计划书和预算书。他们预计将会跟普瑞纳公司签署合同并开展工作,因此此事将万无一失。而就在妈妈给他们汇款后,火鸡们又突然被一场洪水淹死了。我们对此做出的更理性的判断再次被证明是正确的。那个大男孩走到哪里,哪里就会发生灾难,妈妈说。你要是在书上读到这样的故事,肯定不会相信的,她又说。糟糕至极,简直让人气极而笑。

其实她心里都明白。她通常星期三下午休息,我会推着婴儿车去看望她。最初婴儿车里坐着凯伦,后来里面换成了汤米,凯伦已经可以跟在推车外侧随我们一道散步了。我们这样走着,上行至朗斯代尔街,再下行至国王路,到头来我们都聊了些什么呢?我和那个大男孩,我们正慢慢分离,她说,我肯定会撒手不再管他了。她问我,除非他再也不仰仗我的资助,不然他有什么好?我几乎全程缄口不言。她知道我的看法,无须我多说。但每次在最后她总会说上这么一句:“话虽如此,他却是个很好的小伙子。一个好的同伴。他总能逗我开心。”

或者:“他其实也要经历很多内心挣扎,哮喘症常年不好,父亲又去世了。他从来没有故意伤害过任何一个人。”

“他还做过一件好事,”她说,“你真可以将它看成一个转折点。那个女孩。”

妈妈说的那个女孩到我们家来过,说她和卡姆在渥太华汉密尔顿订了婚,后来卡姆告诉她,他绝无可能结婚,因为他刚刚发现家族中有世代遗传的致命肾病。他给她写了一封信。她就这么一路寻了来,想要当面告诉卡姆她不介意。那个女孩长得一点也不难看。她在贝尔电信工作。妈妈说卡姆是撒了一个善意的谎言,在他不想跟她结婚时,撒谎充分顾及了她的感受。我说他确实是善意的,因为他的后半辈子将永远依赖他的妈妈供养。

尽管那可能给我们其他人减轻了一点点压力。

但今非昔比了,每个人都能感受到社会经历了巨大的蜕变。卡姆发现生活变得容易些了。他住在家里,断断续续地,大概也有一年半了。他前额的头发变得稀疏,这在一个三十四岁的男人身上当然是正常的。但他脑后的头发齐肩,凌乱,花白一片。他穿着某种质量粗糙的棕黄色长袍,好像是用麻布袋做成的(如果麻布就是指他身上这种布料,我对汉诺说,那我一点也不介意无限量提供给他),胸前满满当当悬挂着各式物件,链子、勋章、十字架、麋鹿牙齿,以及各种不可名状、无从形容的东西。脚上蹬一双绳编拖鞋,是他的某个朋友为他编的。他靠国家福利生活。没人要求他自力更生。谁会这么粗鲁呢?如果他必须写下他的职业,他会写他是个牧师。

这是事实。他们有好大一帮人自称为牧师,在基斯兰奴有一栋房屋,他们经常在那儿活动,卡姆有时也会待在那儿。他们跟印度教克利须那派教会构成了竞争关系,只是那一派并不唱圣歌,仅是一边绕圈行走一边微笑不语。让我无法忍受的是,卡姆将自己的嗓音修饰得纤细而甜美,说话时音调始终保持在一个音阶上,没有任何起伏。每每听到他的声音,我都有种冲动,想要冲到他面前对他大吼:“智利地震了,二十万人死亡,越南又有一个村庄被烧毁,印度再次陷入饥荒。”只想看看他是否仍用那甜美的嗓音回答:“很——好——呀,很——好——呀。”他自然不吃肉,只吃全麦谷类食物和绿叶菜。有一次他来到厨房,我正在撕甜菜根——甜菜根是禁食的,因为吃的是它的根——他说:“我希望你能意识到你正在谋杀。”

“胡说,”我回答,“但我给你六十秒的时间离开这里,不然我当真会实施一起谋杀。”

如我之前所说,他会断断续续住在妈妈家里,而那个周一的晚上他就待在家里,妈妈那晚身体感到不适。她不停地呕吐。十多天前,他开始为她安排纯素膳食——她之前总是答应他会尝试一下。他告诉她之所以呕吐不止是因为她要把体内因吃肉和糖等食物累积起来的毒素都排空。他说这是个好兆头,等她全部吐光后就会感觉好多了。她的呕吐没有停止,身体也没有任何好转。但他必须出门。周一晚上他们要在活动基地例行开会,据我所知无非就是唱诵圣歌、焚香或举行黑弥撒仪式。他在外面待到很晚,等回到家中,发现妈妈已经昏厥在浴室的地板上。他扑过去打电话,打给了我。

“我觉得你最好过来一下,看看能不能为妈妈做点什么,瓦尔。”

“她怎么了?”

“她觉得不太舒服。”

“她到底怎么了?让她接电话。”

“我不能。”

“为什么不能?”

我发誓他当时在哧哧地笑。“哦,恐怕她已经过世了。”

我随即叫了救护车,请他们即刻赶往妈妈家,她就是这样在凌医院。我同时打电话叫了她的家庭医生。医院,还叫了我们市里最著名的心脏病专家爱丽斯·贝尔医生一同前去,因为他们一致认为是妈妈的心脏出了问题。我穿戴整齐,叫醒了汉诺,告诉他事发经过,医院,但直到十点钟才获准进入病房探望。她在重症特护病房。我坐在重症特护病房外面一间地面光滑、空间局促的等候室里,那里真是糟透了。红色的座椅滑溜溜的,罩着廉价的椅套,镶满鹅卵石的花架上装饰着绿色塑料树叶。我枯坐在那里,一小时,两小时,几个小时过去了,手里兀自捧着本《读者文摘》。那些笑话。我绞尽脑汁琢磨着这一切,无论这一切是怎么发生的,它都实实在在地发生了。她就要死了。就是现在,就在当下这个时刻,就在这些门的后面,她正在走向死亡。无论你的感官如何排斥和抵制,这事实本身终归是无可阻拦和拖延的了。我陷入回忆中,那些关于母亲一生的回忆纷至沓来。当然是我所知道的那部分内容。她总是日复一日地去工作,先乘轮渡后坐巴士才能到达工作地。她总是习惯在老的红与白超市采购,后来则是新建的喜互惠超市——说是新建,于今竟也有十五年了!每个星期固定一个晚上去图书馆,她总是带着我一同去,然后我们搭乘巴士回家,带回一大堆沉重的书,和作为对自己的犒赏、在中国人开的店铺里买的一袋葡萄。孩子还小时,每逢星期三下午,我都会去她家里喝咖啡,她会在那套设计巧妙的装置上给我卷上香烟让我享受一下。我越回头去看这些事情,就越觉得它们不真实。当你在生活中经历这些时,它们只是你用来填补时间空白所不得不做的事情,你一直以为生活将会裂开一道缝隙,让你发现自己,然后你才会在真实的生活中真正发现自己。你也并没有特别希望生活为你裂开这道缝,毕竟你在自己舒适的小日子里如鱼得水,但你确实在隐隐地期盼它发生。然后你慢慢走向死亡,你的母亲慢慢走向死亡,而塑料椅子、塑料植物,以及人们去采购杂货的寻常生活将依然故我,你所拥有的这些生活已经尘埃落定,变成了记忆,去图书馆、回来时带着书和葡萄、乘巴士上山这样的事情,现在真想返回去重新体验和经历,但是上帝啊,仅是希望回到过去这样的想法,就足以让人心碎。

他们最终准许我进入病房。病榻上的母亲面色灰暗,透着幽幽的蓝光,眼睛没有完全闭拢,而是向上卷了起来,狭缝里露出了眼白。她牙齿露在外面时,看上去总是很丑,所以平常她从不会让我们看到这一模样。卡姆曾戏谑她虚荣。此时,她的牙齿全都裸露在外。所以一直以来,我想,一直以来哪怕在她年轻时,她就已经预料到,她终将以这副模样示人。

他们已经放弃希望。汉诺来了,仔细打量着她,搂住我的肩膀说:“瓦尔,你最好有心理准备。”他是好意提醒,但我无法回应他。这不是他的母亲,他也不记得任何与她共有的生活经历。这不是他的问题,但我确实无法跟他交流。我不想听他说我最好做好心理准备。医院的咖啡馆里简单吃了点东西。

“你最好给卡姆打个电话。”汉诺说。

“为什么?”

“他想要知道母亲的情况。”

“为什么你会认为他想要知道母亲的情况?昨晚他将妈妈独自扔在家里不管,今天早上发现她昏倒时,他甚至不知道要打电话找救护车。”

“即使如此,他也有权利知道母亲的病情。也许你应该直接让他到这儿来。”

“此时此刻他也许正忙着给妈妈筹划一个嬉皮士葬礼。”

但就跟平常一样,汉诺总能说服我按他的建议去做。我给卡姆打了电话。没人接。我感觉好多了,我到底打了这个电话。而卡姆的完全不上心也证实了我所说的。我返回去继续等待,独自一人。

当晚七点钟,卡姆出现了。他不是自己来的。他还带来了一群牧师,我猜他们来自那个活动基地。他们的穿着打扮跟卡姆几乎一模一样,棕黄色麻布睡衣、链子、十字架和圣器。他们都留着长头发,几乎都比卡姆年轻很多岁,只有一位年长者看上去非常苍老,花白卷曲的胡子垂在颌下,光着脚——在三月份光着脚,牙齿全掉光了。我敢打赌这位老者压根不明白眼前的状况。我估计他们是在救世军里偶然发现了他并将他带出来,给他如此穿戴一番,因为他们需要一个吉祥物,更多的圣洁感,或其他什么东西。

卡姆说:“这是我姐姐瓦莱丽。这是迈克尔兄弟。这是约翰兄弟。这是路易斯兄弟。”等等,等等。

“他们没有一句话能让我们怀有希望的,卡姆。她快要死了。”

“我们可不希望如此,”卡姆回答,脸上浮现隐秘的笑容,“我们为她工作了一整天。”

“你是说祷告吗?”我问。

“大概你并不理解我们的所作所为,对于我们来说,工作比祷告能更好地描述我们的行为。”

哦,这是肯定的,我从来也没理解过。

“真正的祷告就是工作,相信我。”卡姆说。所有人都朝我微笑,跟卡姆的微笑如出一辙。他们始终嘈嘈切切,没法安静下来,就像被迫去洗澡的小孩子,总是跑来跑去东窜西跳,耍弄些小花招。

“她在哪个房间?”卡姆用一种讲求实际的语气问我。

那一瞬间我脑海里想到的是,正在死去的母亲也许可以看见这一群托钵僧在她周围举行的仪式,她上下眼皮分开后留下的狭缝,也许可以让她时不时看到眼前发生的事情。十三岁时,她失去了宗教信仰,开始去一神论教堂,随后又选择退出,因为教会内部就是否将神从圣歌中删除产生了分歧,而她是反对删除的。母亲将在她神志尚为清醒的临终时刻努力分辨眼前发生的一切,正疯狂进行的仪式中被欢欣雀跃传递着的一卢尼硬币会不会让她怀疑自己被传送到了很久很久以前,她将用最后的理智从他们的行为中理出个头绪来。

感谢上帝,护士们没有同意。她们请来了一位实习医生,他也拒绝了卡姆的要求。卡姆没有再坚持,他微微一笑,对着大家点了点头,好像他们刚才获得的正是医生的许可,然后他们一起来到了等候室,就在那里,就在我的眼皮底下,开始举行仪式。他们让老者坐在等候室正中央,头颅低垂,双目紧闭——他们不得不轻轻拍打以提醒他该怎么做——然后他们蹲伏在地上,围着老者形成一个大致的圆圈,身体摆动,先是向内继而朝外,向内,朝外,如此循环往复。然后,他们闭上眼睛,开始前后摇晃身体,嘴里念念有词,声音非常轻柔,所念之词并无重复,听上去好像每个人嘴里念的字词都不一样,而且并非英语字词而是斯瓦希里语或梵语或类似的语言。他们的声音大了起来,逐渐变大了,像节奏单调的重击声。与此同时他们站了起来,只有老者还待在原地不动,看上去就像睡着了一样,就只是那么坐着,其余人则开始拖着脚步在原地跳起了舞,拍着手,但节奏并不整齐。舞蹈持续了好长一段时间,喧闹声虽然并不算很大,仍然惊动了护士站的护士和她们的助手、护工,以及一些像我一样守候在病房外的病人家属。大家茫然无措,不知该如何应对眼前这一突发情况。小小等候室里的景象是如此不可思议,如此癫痴疯狂。大家就只能目不转睛地盯着看,就像是在梦游状态等着被唤醒。就在此时,一名护士从重症特护病房走出来,说道:“这里太吵了。简直无法忍受。告诉我你们到底在做什么?”

她抓住了一个年轻人,摇晃他的肩膀,她是没法喝止其他人并让他们注意她讲话的。

“我们正在工作,为一个病重的女人治疗。”他告诉她。

“我不懂你所谓的工作是什么,但你们这样帮不了任何人。现在我请求你们马上离开这里。抱歉,我不是在请求你们。我要求你们马上离开。”

“如果你认为我们的声音打扰了病人,妨碍了他们休息,你就错了。这一整套仪式达到了极高的境界,可以抵达并安抚人们的潜意识,将病人体内存留的恶魔的影响拽出来。这套仪式可以追溯到五千年前。”

“上帝啊,”护士被这席话惊呆了,“这都是些什么人?”

我只好走过去,告诉她这是我的弟弟和他所谓的朋友,我并非他们中的一员。我问她妈妈的病情有无变化。

“还是老样子,”她说,“我们怎么才能将这伙人赶出去呢?”

“拿水管朝他们喷水。”一个护工说。与此同时,舞蹈或说仪式,一直不间断地进行着,刚才停下来回答护士问题的牧师也重新回到队列中继续手舞足蹈。我跟护士说:“我会打电话过来了解她的情况的。我现在想要回家歇一会儿。”医院,惊异地发现天已经黑了。整医院里,从天黑到下一个天黑。我在停车场忍不住哭了起来。卡姆出于一己之私将这儿变成了马戏团,我悄声对自己说。待回到家,我又大声说了一遍。

汉诺给我倒了一杯酒。

“很可能报纸会报道这件事。”我说,“卡姆出名的机会来了。”

医院打了个电话询问是否有什么新闻爆出,回复是没有。“他们有没有——今晚那些等候室里的年轻人有没有制造什么麻烦?他们是否已经安静地离开了?”汉诺比我大十岁,做事向来谨慎,对任何人都非常有耐心。我曾经猜测他可能背着我偷偷给卡姆塞钱。

“他们悄悄离开了,”汉诺说,“不用担心报纸报道。你去睡吧。”

喝了一杯酒,经历了这么疲惫的一天,困意不期而至,我歪倒在沙发上沉沉睡去。我是被电话铃声吵醒的,阳光照亮了整间屋子。我踉踉跄跄地来到厨房,手里拖着汉诺昨晚盖在我身上的毛毯,墙上的时钟已经指向六点十五分。她去世了,我想。

是母亲的家庭医生打来的电话。

他说他有振奋人心的消息。他说今天早上她突然有了大幅好转。

我拉过来一把椅子,整个人瘫倒在上面,胳膊和脑袋无力地垂在橱柜的柜面上。我继续举起电话,他说母亲目前处在一个关键阶段,下面的四十八小时具有决定性意义。但为了不让我抱有太高期望,他又告诉我这一治疗方式对她是有效的。他强调说虽然她在急救后最初的几个小时内存活下来是一个好的征兆,医院的时间过晚,错过了最佳治疗期,而他们对她所采取的急救措施最初似乎并没有产生太大效果,所以她能有目前的恢复水平确实大大出人意料。昨天可没有任何人告诉我她身上有好转的迹象。

我枯坐在那里至少有一个小时,之后挂了电话。我冲了一杯速溶咖啡,手在剧烈颤抖,我很难将水倒进杯子里,也无法将杯子送到嘴边,只好任由它变得冰凉。汉诺终于穿着睡衣从卧室出来了。他扫了我一眼,说:“瓦尔,镇静点。你妈走了?”

“她好转了。治疗方式对她产生了效果。”

“你脸上的表情告诉我的可不是这个。”

“我太震惊了。”

“昨天中午见到她,我可真是一点信心也没有。”

“我知道。我也不敢相信。”

“你现在压力很大。”汉诺说,“我很能理解。你好容易做好了坏事即将发生的心理准备,结果它并没有发生,这导致的情绪变化太古怪了,你没法一下子调整好自己的情绪,几乎感到了一种失望。”

失望。盘踞在我心中的正是它。我确实很高兴,很感激,但这层情绪之下,我却在思量,这么说,卡姆的心不在焉和疯癫行径、对母亲甩手而去不管不顾并没能最终杀了母亲,而我,是的,我身上的某部分为此感到抱歉。我知道汉诺知道我心底的思量,但他从来不愿当面谈起。这才是让我感到最震惊的。我遏制不住地颤抖。不再为妈妈是生是死。而是为我的这一心理竟然如此明显。

母亲逐渐康复,她很优雅地渡过了这一难关。她一旦重整旗鼓,就绝不会轻易向病魔屈服。医院里住了三个星期,回家休养了三个星期,之后就重新上班了。但上班时间缩短了,不再是以前全天候的工作,而是三点五十分就下班,他们称之为家庭主妇的轮班制。她把卡医院作法的事情讲给了所有人听。她通常会这么开头:“虽然我那个儿子在其他方面都不能算是个成功者,但你不得不承认他有本事把人救活。”再不就是:“也许卡姆能创造商业奇迹,毕竟他在我身上成功实现了这一奇迹。”但与此同时,卡姆却说,他到现在也还这么说,他不那么信奉那个宗教了,他开始厌烦那些牧师,厌倦那些不能吃肉和根用蔬菜的繁缛规定。他告诉我那只是人生的一个阶段,他很高兴终于跨越了那个阶段,而且完全是自我摸索着跨越的。有一天我经过那里,看到他正试穿一套旧西装,并试图打领带。他说他可能需要参加某些成人教育培训班,他正考虑去做一名会计。

从往昔那个旧我蜕变成一个不同的新我,我时时对此思量再三。它们确实久久萦绕在我的脑海里拂之不去。我读了一本书,《爱的艺术》。捧读在手时,它的含义是如此明晰真确,但一旦离开它,我或多或少又变回原来的那个自己。汉诺曾经问过我:卡姆到底做了什么伤害你的事情?当那天我知道母亲不仅没有死去反而有了好转迹象时,我的心理如此怪异,敢问我又比他强到哪儿去?我答应自己要努力包容他。一天我带着烤好的蛋糕去母亲那里,现在卡姆吃蛋糕时跟所有人一样兴高采烈。我快到时听到他们俩从庭院里传来的声音。正值夏季,他们喜欢坐在院子里晒太阳。妈妈正跟某位访客说:“哦,是的,我本来已注定被抛掷到那片蓝色的荒野里,结果卡姆出现了,这个白痴,跟他那一帮嬉皮士朋友出现了,在我门外跳舞——”

“天哪,这个女人,”卡姆吼道,但你听得出他其实毫不在意,“他们是一群古老的神圣信条的追随者。”

一种奇怪的感觉涌上心头。好像我正行走在一堆炭火上,想试试用哪一条咒语才不会被火焰烧伤。

对亲人的宽容之心,于我是一个谜,它从何而来,又能保持多久,我始终不得而知。

刘黎琼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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